中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联盟            中学生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            国际服务学习研究中心            未名网

中国向世界展现领导力

    未名网 发表于 2016-04-22

中国经济发挥领导力,引领世界经济前行

2015年以来,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同时,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转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经济放缓幅度在预期之内,中国经济正向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中国GDP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不仅没有下跌,反而拉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是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有益转变。

中国经济正进入新旧发展模式的交替时期,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宏伟目标的“决胜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政府把握住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坚持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其贯诸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全领域,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于世界的新模式。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模式的新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继续深度融入世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机遇,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惠及全人类;也将使中国经济发挥重大领导力,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解读中国“十三五”规划。仔细研读“十三五”规划不难发现,几乎中国所有重大经济发展规划领域,无不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到一起,第一次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接轨。从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规划,到对外开放新体制、新投资政策措施的设计和布局,从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放宽准入限制,到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清晰可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被置于拓展中国区域发展空间而加以规划。“一带一路”一头接续中国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另一头向欧亚大陆陆海纵深全方位延伸,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但机遇是世界的,正在演变成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规划、融资机制,在沿途国家和地区快速落地生根。数据分析表明:参与伙伴越来越多,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合作意愿,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金融支撑基本就位,中方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已经开业运营,丝路基金的首批投资项目也已启动;互联互通网络逐渐成形,以中巴、中蒙俄等经济走廊建设为标志,在基础设施、金融、人文等领域已收获一批早期成果;产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同近20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

引人注目的是,在与“一带一路”沿途区域、国家间的经济发展规划对接方面,中国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诚意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政策措施。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欧盟的“欧洲投资计划”、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韩国提出的“欧亚倡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规划、蒙古国“草原丝绸之路”计划、越南“两廊一圈”发展战略、印度尼西亚打造“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印度“季风计划”、土耳其“中间走廊”战略以及白俄罗斯“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等实施战略对接及并轨发展。事实上,“一带一路”战略并非只有沿线国家受益,它的影响已波及全球。英国积极参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示范意义,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全球化新模式的开启。可以预见,“一带一路”的建成,将成为中国奉献给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份最大的优质公共产品。

多年以来,全球经济治理被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体系暮气沉沉,鲜有生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缺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2015年岁末之际,人民币入篮SDR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事件。人民币成为IMF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外的第五种国际储备货币,在SDR货币篮中的权重为10.92%,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世界货币秩序16年来第一次因人民币入篮SDR发生改变。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近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认可,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正能量。而作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国力量,带来了新机遇。中国在国际货币秩序转型中开始显现领导力,使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晕染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2016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将是杭州G20峰会,相信也将是世界瞩目的经济盛会。世界经济整体面临困难之际,如何摆脱长期低迷不振?能否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有效协调各国政策?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办峰会高度期待。中国首次把创新增长作为重点议题,期待以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为契机,制定世界经济创新增长的新蓝图。中国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把发展问题放在宏观政策协调突出位置,希望推动G20成员就此达成新的共识,率先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作为峰会主办国,中国希望从三个新角度寻求峰会的议题突破:以创新发掘新动力,以改革注入新活力,以发展开辟新前景,合力把世界经济拉上强劲复苏之路,让世界经济从中国再出发。

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过去的2015年是中国多边外交的丰收之年,似乎也是峰会之年。愈来愈多地参与及主办国际多边外交活动,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常态。仅仅11月份,中国领导人就出席了一系列峰会: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到马尼拉APEC峰会,马来西亚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从土耳其G20峰会、巴黎气候大会,到约翰内斯堡中非峰会。各类重大多边国际场合,不仅是主场,更多的是客场,已成为弘扬中国外交道义、智慧,讲述中国故事,维护和延展中国国家利益,提供“中国方案”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外交空间。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形势,在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和APEC马尼拉峰会上,中国提出要为亚太和世界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推进互联互通,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国际社会要塑造有利外部发展环境,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倡导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携手推进经济优化升级,共同实现长远发展。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未束缚中非合作。在约堡中非峰会上,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中国提出做强并夯实“五大支柱”: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中国再次承诺加大对非投资和发展援助,提出“十大合作计划”,涵盖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减贫、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诸多领域,紧扣当今非洲国家发展之所需,得到非洲各国的高度认同与欢迎。

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2015年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年份,有学者又把2015年称作秩序、规则与中国方案之年。中国从审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前台,全方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气候问题、网络安全、全球发展议程、全球反恐、欧洲难民问题、伊朗核问题——在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对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中,中国开始显现出自身的领导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是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以后最重要的一次气候谈判大会。中国同美国、法国、欧盟、印度、巴西相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发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并就巴黎气候谈判诸多核心与焦点问题凝聚共识,为巴黎大会的成功发挥了历史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在巴黎大会上,为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协议,中国政府拿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提出了“协议+决定”的务实建议,支持进行整体成果的定期盘点,但强调建立激励性的机制,逐步引导全球向低碳、绿色发展方向转变。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承诺。巴黎气候协议最终文件采纳了中国的建议。中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并将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示范、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人员培训的南南国际合作项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的能力。中国积极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成功,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这一成功已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功范例。

当前,国际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在中国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推动建立互联网的世界新秩序。

在以往相对敏感的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开始展现建设性的大国影响力。伊朗核问题最终协议的签署,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外交斡旋力度令国际社会为之喝彩。中国政府开始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介入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积极充当叙利亚危机调停者的角色。中国接待了伊拉克总理,中伊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承诺支持伊拉克的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安全,愿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帮助伊拉克加强能源、电力、通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建。“伊斯兰国”(IS)恐怖势力泛滥蔓延, 2015年底巴黎恐袭事件发生,恐怖主义挑战人类文明底线,成为世界公敌。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零容忍”。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反恐“四大原则”,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组成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要多种手段并用,注重标本兼治;不能搞双重标准。中国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恐合作,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大力维护国际公共安全。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稳定压舱石的作用更为凸显

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正式国事访问,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使中美关系继续保持松紧有序、趋向稳定的态势。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确认并向国际社会郑重宣示,不认同所谓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冲突。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美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使之惠及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

毋庸讳言,近年诸如网络安全、美国售台武器等敏感问题几度升温,中美之间的矛盾、摩擦似乎增多,使中美关系出现了有可能胶着于台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及网络安全等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局面。中美两国必须直面矛盾正视问题,扩大和深化对话合作机制,携起手来解决问题。还是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关系的前景才会豁然开朗,既符合双方的共同和长远利益,也顺应世界发展变化的潮流。

网络安全既是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在习奥会中,中美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中美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同时,双方同意建立热线机制,就调查网络犯罪、收集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各自领土的恶意网络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还就网络反恐合作、执法培训等达成广泛共识。网络安全执法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新亮点。中美双方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共同推进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2015年台海两岸领导人实现了跨越66年的首次会面。“习马会”确立了两岸关系制度化体系的建立,使两岸关系步入制度化与法制化的阶段,彰显了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在台重新执政,将使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大陆方面的战略意志坚如磐石。“习马会”对“九二共识”的确认,夯实深化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习马会”取得的重大成功,得到包括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事实上,美国朝野已深刻认知台湾问题牵涉中国核心利益,中美双方业已摸索出了一条有效管控台海危机的机制,有助于管控台海局势再次趋向紧张。

实践证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过去双方在气候变化上存在分歧,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次通话,推动了两国谈判代表在巴黎的密切合作,确保大会如期达成协议,共同促成了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合作表明,双方完全能够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开展建设性合作。

在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也卓有成效。在伊核谈判过程中,中国作为美伊分歧中的第三方,积极斡旋劝和促谈。谈判双方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在谈判中采取分步对等原则,使双方都能灵活务实,相向而行。可以说,此后伊核谈判的每一步进展,均是在中国建设性方案的指导下完成的。继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2月就伊核问题通话后,中国与美国就此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王毅外长穿梭出访伊朗,就有关焦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中国思路”,以弥合各方分歧。中国在伊核问题解决中贡献中国智慧,受到高度赞赏。伊核协议的最终签署,成为中美在解决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合作的范例。

近期,为缓解朝鲜半岛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始终保持密切而有效的沟通磋商,中国做出重大现实贡献。在表决通过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同时,中国提出无核化是国际社会的坚定目标,停和机制转换是朝鲜的合理关切,应将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新思路。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战略预期的经验。中美两国之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为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为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铸就厚实的压舱石。

(来源:《当代世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